市场经济与人格美塑造

市场经济与人格美塑造

--关于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塑造人格美问题的思考

汪济生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 说明：全文发表于中国文艺理论学会暨华师大主办的《文艺理论研究》双月刊2002年第四期 ]

摘要：现实的人格形态不是乌托邦式的虚构，它是只能孕育、成长、定型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市场经济并不具有促使社会道德、人格形态大规模滑坡的机制，毋宁说，它会提供给社会的是一个远比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形态更优化的、更有利于美好人格成长、维系的温床。但市场经济是需要一系列配套的社会制度才能正常展开的，那就是公平、公正的"竞争平台"。而我们在建设这样的平台方面，还甚少作为。不仅要毁弃旧的河道，而且要尽快地开通和修缮新的河道，才能结束混水泛滥的状态。因此，在"我国的市场经济"这样的一个特定的条件下讨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塑造人格美"这一课题，恐怕首先面临的一道程序便是：使这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这虽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却是基础性和战略性的。
关键词：人格、现实人格、人格美、自然经济、市场经济、配套制度、公平公正、旧河道、新河道

Market Economy and Improvement of Respectable Personality
The consideration of how to shape the personality in the condi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 china

Wang Ji-sheng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The configuration of realistic personality is not a makeup form of Eutopia, it can only be gestated, pullulated and molded in the foundation of certain society. In the view of history, market economy provide the much better seedbed than form of the natural economy and planed economy does and is more favor for the personality gestating. But with the developing of market economy, the fair and squar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is needed. We do not only disaffirm "old riverway" but also dredge "new riverway" as soon as possible, that is the way to ending state of the mix flood. Therefore, as we discuss the question of "how to shape the beauty of personality in the condition of market economy" in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 specifically in china today, the first process we might face is that to make the market economy be real one. Although it's only part of the question, but it is basal and strategic.
Key words: Personality; realism personality; beauty of personality; natural economy; market economy; matched system; fair and square; old riverway; new riverway

市场经济的大潮终于被引进中国的大地，它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变化除了鲜明地体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等宏观结构上以外，恐怕在人的心灵世界中是表现得更为深刻而剧烈的。心灵的世界并非肉眼可以直观，但它会通过各色人等的种种现象化的行为形态透露出来。不用说，励志图新、昂然奋进的行为和心态，我们是时有所见的。但也毋庸讳言，这些年来，人们也几乎天天都可以目睹奇奇怪怪、触目惊心、匪夷所思的行为形态，其林林总总类别之多，以及其中所透露出来的人们的内在价值尺度的多元和差异，已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使无数良知未泯的国人喟然浩叹。当然，不同的人们会关注、思考和探索不同的领域、或者问题的不同方面；而在教育和美学工作者中间，引起着持久关注、和反复探讨的严峻课题之一，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如何去塑造人格美？笔者所参加过的不少谈话和学术讨论，就是以此命名的。
应该说，这个课题确实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它关系到我们民族十几亿人口的精神世界的建设，而这精神世界的状况，又直接关系到我们--今日的炎黄子孙，正在为这个数千年的文明古国构筑着一个怎样的现实和未来。这个文明古国不会像古埃及、两河、古印度文明那样中断湮灭，它会有一个辉煌的未来，这一点笔者深信不疑。但今天许多国人的人格状态，确实是使人非常忧虑的。他们似乎能相当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民族将要获得新生，正在从肌体上清除大量污血和脓疮，问题在于他们非但不去帮助加快这一疗救过程，相反却认定这是一个满足他们自己食腐逐臭嗜欲的千载良机。他们急切地把自己虻虫和蚊蝇似的吸管插进民族的疮口紧吸猛吮，加剧着民族的创痛甚至注进新的毒素，使病情反复、疗程延长。
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纠正这些人，并制止更多的人加入他们这一群，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地塑造大批人格美好的人来完成民族的疗救和重建，那么，我们民族的辉煌的再生是不会在我们手中实现的。我们的后代无疑地将会以鄙夷不屑的眼光认定处于千年之交的我们--包括我们中的所谓精英--不过是炎黄子孙中人格委琐、狗苟蝇营、才智浅陋、面目模糊的一群。但比起人伦丧失、趁火打劫、发国难财等词汇--遗憾的是，每每在我们民族命运多舛的关头，炎黄子孙中总是有人并不乏这样的德性--这也许已经是不算苛刻的评价了。我们不能坐等成为那样的不肖子孙。所以，我想，我们是应该做些努力的。
当我们着手来考察市场经济和人格美的塑造的关系问题时，我们感到，和几乎所有人文科学方面的难题一样，这个课题也呈现着纠缠百结的状态。我们只能将之尽可能地分解开来，逐一梳理。

一、关于人格和人格美

尽管人们对人格这个词使用频频，但它却是一个不易界定的概念。这个词并不来自我们的传统语汇，然而，即使在国外的心理学界，它也并非是一个能够精确界定的词汇。当它以现在这个形态出现在我们的语汇中时，无疑已经显现了我们对它的理解。和人脸、人体这些具体的词汇相比，甚至和人性这样的内涵比较复杂的词汇相比，人格这个词都显得较为抽象，难以抓实。虽然"格"这个字并非完全没有形象的蕴涵，但它和"人"这个字相组合，就会失去了肉眼可睹的直观性。也难怪人们会根据各自对这个词的直觉性揣测，进行各有侧重的使用了。我们则拟采取一种逐层还原的办法，对这个词的含义进行必要程度的逼近。
从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人格特征看作是他在进行精神活动时表现出的某一种属性。什么是精神活动？简单地说，精神活动是人通过神经系统对客观世界进行的一系列多层次的反射活动，它以了解并进而运用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为手段，去实现精神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主动地去达成人的整个生命运动和客观世界的协调。有的哲学家认为，世界是一分为三的，即：自然界、人类世界、精神世界。而其实，这三个世界不是平分秋色的。所谓精神世界，其实只是人类世界和自然界之间的一个媒介物，它是以调节前两者之间的关系，使它们达成和谐为己任的。而且，它是有"偏心"的--它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去和自然界"讨价还价"，进行"周旋"的。这应该是不难理解的。还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我们是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当我们把人作为一个个个体来看时，关系还会增加一层。因为对于一个个体的人来说，人类社会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外在于他的对象，他首先要和这个他处身其中的对象协调好关系，这也就构成了他精神活动的另一项重大内容。
所以，我们说，一个个体人周围的需要他协调关系的客观世界可以分为两大部分，或者叫两大对象：一是自然界，二是人类社会。而我们之所以要把它们区别开来，是由于要和这两者协调关系，依据的原则和使用的方法是大相径庭的。由于自然界本身不会有意识地向人们要求什么互利、更不会与人有利害之争，所以，当一个人与自然界关系协调的很好时，也就意味着他能很有效地从自然界取得他的生命和意欲所需。而人们对这个人的评价便是，这个人是智慧的、有效率的。当一个人与社会的人际关系协调的非常好时，虽然这里所需要的智慧完全不亚于前者，但人们对这个人的评价就会主要从道德的善的角度了。因为这个人所交往的对方，也是有自己的利益体系的。你以和自然界打交道所取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取舍方式去和你的同类打交道，是肯定要碰钉子的。如果你能和别人协调好关系，就意味着你已经很好地在自身和对方之间进行了利益的合理分割，甚至你还克制自己而提升了别人的利益。对方感到了利益上的安心，甚至受惠，当然会以更富于感情的品德上的褒扬来评价你了。相反的情况是，如果你在处理和别人的关系时损害了别人的利益，那么别人对你的评价，恐怕主要也不会从你的智力高或低的角度，而会很自然地首先从你的品德的好坏上着眼的。
考察一下我们自己的语言实践，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人格时，常用的词汇是高尚或卑劣，而基本上不涉及智力评价方面的词汇。一个智力优秀的人，当他为别人的利益做出了出色的努力，人们自然会认为他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而一个智力平平的人，只要他总是能以克己的谨慎态度处理自己和群体的利益关系，总是能以点滴的努力使群体的利益有所增进，人们同样会认为他是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如果现在出现第三个人，他极端聪明博学，天文地理无所不知，但他工于心计，长于损人利己之道，常使忠厚善良之人，吃亏于有口难言之中。这样的人，恐怕是不会有人认为他人格高尚的；多半还会认为他的人格比又笨又坏的人更卑劣。因为他是会更清楚地意识到他在伤害别人的。
如果我们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简称为人天关系，把人和人类社会的关系简称为人际关系，那么显然，人们对一个人的人格评价，主要是依据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所表现的行为特性和精神境界的。至此，人们也许就会推断，我是把人格和道德等量齐观的。如果不作太严格地要求，可以说，这种推断是比较接近我的观点的。这里进一步作如下描述：笔者认为，可以把人格看作是一个容器，它装的是一个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所表现的种种特性。其中道德占据着最主要的内容。可以说，道德优劣是评价一个人人格优劣的最主要的依据。当然，人格的内容会更细腻、更丰厚、更博大一些。譬如，在道德做了肯定的界定之后，人格魅力的空间里还会展现出巨大的区别，诸如是否诙谐、幽默、委婉；是否绵密、犀利、透彻；是否洒脱、开朗、倜傥；是否刚毅、果决、执着，等等。打一个粗俗的比喻：如果我们把一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属性比做一块蛋糕，那么道德评价主要指的是它所使用的面粉、鸡蛋、奶油的质地纯正、优劣与否；而人格的评价则是可以进一步包容其调味的精湛与否、造型的优美与否、色调的雅致与否等等的。为了使我们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延展性，我们可以用人格这一词汇来命名我们研究的对象；但我们心里也应该清楚，就我们面对的现实状况来说，我们重点要解决的还是属于人格内涵中作为奠基内容的道德建设问题，而作为其锦上添花的人格魅力的部分，恐怕是可以略缓处理的。从研究的实际意义出发，我们下面讨论中使用人格美这一词汇时，首先的和主要的，指的就是道德的美。
这样，问题似乎就比较单纯和清晰一些了。因为人格美或道德美的塑造，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问题。我国思想界、教育界和美学界早就对此进行过不少的研究。更何况近年来，我国又引进了国外大量新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当然，这并不是说，从学术的角度看，基本的原理上已经不存在大的问题。恐怕恰恰相反，学理上的暧昧和紊乱，还是相当严重的存在的。首先就是对人性的构成及其结构，还没有达到一个清晰完整的理解。所谓的行为主义、精神分析学说、人本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等等，都还没有达到作为一个基本科学的学说所必要的大致的完整和准确。那么，由此而生发出来的一系列培养和教育人的操作性的方法，自然也会不尽完善和准确了。如果说前者是教育学中的"理科"，那么后者显然是教育学中的"工科"。虽然理科的进展并不就等于工科的进展，但理科的进展程度会直接地制约工科进展的可能性空间，却是一个常识。所以，为了达成人格美的塑造这一目标，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地推进这一领域中的从"理科"到"工科"的独立的独创的深入研究，这无疑是理中应有之义。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让我们留住了脚步，我们还需要对现实的势态和问题的症结看得更真切一些。也就是，虽然我前面已经说到了人格美塑造领域中存在的从"理科"到"工科"的不小的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相当长的时期以来，是已经引进了大量的先进的有关学说和方法的，而且多年以来，我国在教育的硬件软件上，也有了空前的丰富、发展和普及。潮水般的出版物、充斥时空的广播电视、品类繁多的音像产品、电脑和多媒体、形形色色的艺术技术通俗教材、普及学校、讲习班，等等，真使人有目不暇接、不知所措之感。这些都是教育和提升人心的利器，按理说，它们应该能够为我们民族带来一个道德和人格美的空前提升。但事实几乎恰恰相反，毋庸讳言，我们面临的却是我们民族道德人格滑坡的空前危机。这究竟是为什么？
许多人把眼光投向了社会，想在那儿寻找问题的症结。其实，包括本文论题的提出，也就是在这一思维指向上的。这条思路是有道理的。我们常常会听到"社会是一所大学校"这样一种说法。人们常会以为这不过是一种比喻，但从某种意义上看，社会确实是一所货真价实的学校。就实际情况而言，没有一个人的教育是全部由狭义的学校来完成的。人的教育全程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人为教育，一部分是自在教育。前者是由教育系统完成的，后者却是人在其整个生活和工作的实践中，针对真实的环境、根据真实的经验，通过自己的思考完成的。从总体上来看，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内容上来看，前者也只是后者的部分提炼或模拟；从全过程来看，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前者的提炼或模拟与真实的距离越大，后者就要对之做越大的修正和调整。因为人毕竟最终是要在后者的真实环境中生存、立足和发展。如果死抱着学校或人为教育中接受的那一套，不根据大千世界中的真实情况做不同程度地修正、调整和提高，无疑会犯刻舟求剑式的错误。其结果，轻者是弄得笑话百出，重者甚至会提早告别世界。我想，不应该有人认为这是耸人听闻之谈。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现代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普遍被灌输了要重视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界的动物的观念。但这也只有在人占绝对优势的环境条件下才是可行的。假如在意外的情况下，一个现代文明人被抛到了一个动物占绝对优势的环境中，他周围日夜演绎着弱肉强食的法则，面临着或者被吃，或者吃别人的残酷现实时，他能够或者应该坚守"爱护动物"的信条吗？当然不。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很快地而且竭尽全力地按照弱肉强食的法则行动起来，把自己也变成一只强大的"猛兽"。当然文明教化的痕迹也许会使他成为一只不过多"游戏性地"杀戮相对弱小动物的"猛兽"。但恐怕也仅此而已。
其实，当我们宏观地俯瞰整个大自然的动物世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正是其中的这样一种猛兽。她之能在动物世界中占有支配者的王者之尊，并非是由于她"众望所归"，拥有百兽的"衷心投票"，或是和百兽签定了什么"公仆协定"，而是因为她拥有智慧转化成的暴力。这是名副其实、不折不扣的暴力--尽管它有着现代文明和科学的精致包装。人类已经发展到了极高的文明阶段，但她在动物界的行为方式，也不过类似一种强大的猛兽。因为动物世界的智能水准和生存方式，决定了它们只能按着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行动。不要说人类是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与虎谋皮，与鹿谋角，与猪谋肉，与羊谋毛的，即使人类不想要它们的性命而打算与它们有所"贸易交换"，这种人化的方式，也是不可能与它们之间进行的。所以，人在动物世界中的弱肉强食的行动方式，是由动物世界的现实存在方式决定的。这并非人类的堕落。人类在动物世界中只能具有"兽格"，而不是"人格"。如果人一定要在动物世界中也坚持按合乎人格的行动方式，那么，你就必须准备接受老虎的"与人谋肉"的结局了。其实，从我们这一角度看，伊索寓言《农夫与蛇》的故事中那个农夫的悲剧性结局，不就是在动物世界中，实行人格化行为的结果吗？
一般来说，人格化的行为只能在人的社会中实行。可是我们也不妨进一步设问：即使是在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中，如果有许多人不按照合乎人格规范的方式行动，却常常能大行其道、取得"辉煌的成功"，而另一些坚持按人格的规范、尤其是高尚的人格规范在行动的人，却常常要遭受坎坷的、甚至悲惨的命运，即所谓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1），那么，我们能指望组成这个社会的人们的人格信念不遭到严重的腐蚀、能指望不会有一部分人也堕落下去，成为人格败坏、变态、沦丧的人吗？当然不能。因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尽管这个社会存在可能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但会有一部分人囿于他们的眼光和经验所限，认识不到这种"局部"和"暂时"，而承认、屈服、顺应这个充斥于他们四周的"社会存在"，甚至把那些坚持人格规范的人，看成是"傻子"，或"堂·吉诃德"式的英雄。当然，真正具有远见卓识、坚强意志的坚守高尚人格者也是会有的，但他们的数量总不会太多，而且他们也总是最容易先遭到摧残的。我相信，人们并不会以为我们是在杞人忧天、或危言耸听。我们可以看看这些古老的格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等等。另外，即使从历史上来看，所谓的人类社会也并非从来就被合乎人格的法则在支配着的。不但人类的肉体是从动物中进化出来的，即使是人类社会也是从动物般野蛮的暴力支配法则中，逐渐摆脱出来，逐渐成为由越来越多具有人格的人所组成的人性化的社会的。
从这个角度看，当我们民族面临人格大滑坡的危机时，仅仅就人格谈人格当然是肤浅的，应当从某些社会现象中去寻找根源。但根源是否就是中国大地上初来乍到的市场经济呢？这是令人困惑的。市场经济当然不会是完美无缺的社会制度，但它毕竟是在自然经济形态以后出现的社会制度，本应该是更先进的东西，理应带来更完美的人格形态，正如我们大量的出国人员在西方民众中所已经亲眼看到的那样。但为什么在我们民族中却会带来那么触目的适得其反的人格现象呢？不摸清这一问题，自然对人格美的塑造事业是无从着手、难以对症下药的。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为了了解今天的复杂局面，我们还是应该顺藤摸瓜，了解变化的来龙去脉。让我们观察一下，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前的农业自然经济时代，它的基本社会经济物质生活，及其相应的道德人格规范，究竟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实际状态。

二、关于自然经济及其人格形态

市场经济以前当然不止存在过一种别的经济形态，如自然经济以前的获得型经济形态，但那往往都要追溯到太遥远的年代。就我们所要研究的人格形态这样的相当形而上的意识形态问题来说，更是会因为资料的缺乏而带来相当大的困难。而过多的推测对我们今天的借鉴，怕是意义有限的。好在新石器时代带来了农业自然经济，文字也在这个阶段产生，形而上的思想资料也有了比较丰富的积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可信的能够一窥堂奥的途径。
新石器的效力，使人类劳动有了剩余产品，从威胁生存的饥馑状态中渐渐缓解、摆脱出来。新石器的效力，也使人类个体的劳动能力大大增强，单个人的独立生产活动也成为可能。在群体中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劳动能力是不同，其中能力强的个体，当然会希求获得较大的剩余产品份额，以实现自己在获得食欲满足保障后，又产生出来的新的欲望满足的保障，例如，以一些剩余食品去分享于特定的异性，稳固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如果这些个体的这种要求难以做到，或难以精确做到，就必然会影响这些个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兴趣，从而会降低生产效率。从生产关系的形态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否则就会拖生产力的后腿这一角度看，在自然经济的农业劳动中，个体（家庭）劳动方式对群体劳动方式的取代，虽然有点反映人性中"可同苦，难同甘"的一面，但也还算是历史进步的一种表现。
然而，问题还有它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剩余产品的产生使原来群体的首领、管理者们的专业化、专职化成为可能，并加速发展。这虽然也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种极重要的分工，但毕竟与那种同一层次上的不同生产部门间的分工是性质上有差异的。这是一种上、下关系的分工，使首领们更固定于上层，拥有权力，居高临下。如果把个体农民比作"自养型"（自己养活自己）阶层，那么首领、管理者们靠"剩余产品"生活的生存方式，使他们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他养型"阶层。这样，一个雏形的"金字塔"构造就从原来比较混沌的社会状态里浮现出来。
下层的农民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准主要靠改进生产技术、发展生产力。这无疑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而"金字塔"上层的首领们，却只要努力扩大自己所经手的剩余产品的量，或增加自己下层的成员的数量，即扩大生产剩余产品的人力来源，便能使自己的生活获得迅速地提高，这便是掠夺与征服。如能在对外战争中获胜，首领们自然能多得到"好处"，下层成员多少也能有所"收获"。所以，虽然战争的动机的强度，在群体上、下层成员中会有所不同，但仅就战争动机而言，确也会为整个群体所具有(这一点对于观察人类历史上地域、民族、国家间的战争有巨大的意义。我们过去的教科书中常常忽略这一点，但这是不可忽略的)。而战端一旦启动，进攻和防卫就会因果相生，"食"或"被食"，别无它择，欲罢不能。我们看到进入了农业生产方式的人类社会，开始愈益频繁地出现流血冲突，决不是偶然的。而群体越大，便越有在冲突中压倒对方的把握，所以，群体的首领们对于自己的群体的扩大的欲望，开始变得没有极限。也就难怪，在世界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会有那么多规模愈益庞大的帝国，彼伏此起地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如果说早期的人类群体，还保持着多数成员对首领的制约性力量，那么，随着群间斗争的长期地愈益大规模地展开，情况就会渐起变化。相对于首领们对群体内下层的违规和暴力行为会较快地引起反弹，首领们对异群体的寻衅、挑战或暴力行为，往往不但不会遭到内部的反对，还会被本群体视为英雄，而获得最大的认同。随着群体间长期的愈益大规模地纷争，首领们也愈益获得巨大的暴力优势和稳固的威信，最终终于演变成了不受下层制约的世袭的强大的暴力统治机器。这是一柄巨大的双刃剑，虽然对外部并非没有防卫之力，但它的主要的控制、威慑、弹压对象已经指向了内部。除了有新的更大的暴力对它能起制约作用，群体下层已经没有正常的和平途径对它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了。这是人类历史尚未进入成熟阶段的一种社会形态，骨子里运作的是还未完全从兽性世界脱胎的弱肉强食法则。在这一点上，中世纪的欧洲和作为几千年农业社会的我国，除了地缘范围大小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这样的社会现实的地基上，能够产生和存在怎样的人格形态呢？我们必须做具体的考察。
考察的对象不必舍近求远。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是世界上最具规模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建筑于其上的人格形态应该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最丰富的资料。事实也确实如此，从三皇五帝到近现代世界，我们拥有的详实不同程度的历史记录和文化典籍的量是巨大的。其中所包含的有关人格问题的资料更是相当丰富的，足以让我们遨游其中，乐不知返。中国在世界上有"泱泱大国"、"礼仪之邦"之誉，自然不会是空穴来风，但我们也要留神，不要把高头讲章中的谈经论道，和社会生活中实际运行着的人格形态混为一谈。对其间的区别细加辨析，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是本项考察的目的所必需的。
中国农业社会的思想文化形态虽然资料多、历时长，但学界似乎有一些共识性的判断，就是它成熟较早、定型也较早。具体说，就是在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中，它的形态就已经基本成熟了。而它一旦成熟，就显得相当稳定，两千多年来，主要流派所构成的学术格局几乎就无大的增减，虽然它们各自也有些生发、衍变。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作为公认的主要思想流派，从战国以来就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探究其原因，也不应该非常复杂。因为我国作为一个农业自然经济国家，它的生产力水准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它的社会成员的构成成分及其经济、政治关系势态也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作为社会主要构成群体思想代表的这几家学派，自然也就呈现出相当的稳定性了。例如，法家，比较明显地是从统治者阶层的角度来考虑、处理种种问题的。墨家，则比较明显地是从劳动者阶层的角度来考虑、处理问题的。而儒家和道家，可以说是处于前两者之间的一个文化人、知识人阶层的代表。儒、道两家的基本区别之一，就体现在前者对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偏向于"入世"、"介入"，而后者则偏向于"出世"、"游离"的态度上。当然，他们的这种不同，是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伦理观作为依托的。
笔者知道，对这种概括，会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对儒家的定位上。确实，儒家的定位在我国的历史上呈现着一种比较复杂的状态。如果说我们前面对儒家的定位，还比较合乎儒家创立的初期状况，那么，对西汉开始的儒家定位就不太合适了。因为西汉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开此后两千余年儒学为国学正统的先河。此后的儒家学派，其地位似乎和先秦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为了透视这一表面现象的实质，有三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一，我们应该注意到，儒学宗师孔子及其学说，在孔子在世时是并不得志、并不很受欢迎的。这一情况决非偶然。孔子的学说以"仁"为最高目标，以"礼"为秩序化的手段，这与当时历史发展阶段的实态及其趋向的目标，实在相差太远。当时的社会实态是表现为大大小小的国的人类群体及其首领、君主，正在以"利"为最高目标，以"暴力"为实际手段，进行着实力的角逐，正在实践着弱肉强食的现实生存法则。一切尚未定局，更不用说由谁来坐定天下，建立秩序。孔子的那一套学说，自然会被那些角逐场中的"斗士"们认为是迂阔之至、碍手碍脚的。这一心态似乎已经成为君主们的思维定势，以至到了天下一统的秦始皇时代，还有"焚书坑儒"一说。而汉高祖刘邦竟传有"取儒冠以溲溺"的不堪之举。其二，我们应该看到，儒家地位的改变，与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有关。弱肉强食的角逐已初步有了结果，暂时进入一个间歇时期（注意，只是间歇），天下一统在西汉，等级化、秩序化的历史阶段性要求，和儒家学说出现了吻合点，所以不妨被得胜的统治者借来一用了。其三，汉代的儒学，已并非先秦时的原汁原味了。经过董仲舒的刻意经营，它已被尽可能地统治阶级化了。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之类的思想，推挤开孔子"敬鬼神而远之"（2）、"道不行，乘桴浮于海"（3）的思想。至于孔子的"仁义"至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4）之类儒学思想，因为空泛而无实际力量作支撑，统治者是完全可以将之作为一袭"袈裟"或"霓裳羽衣"披在铠甲刀剑之外的。这里开演的很象是一出"牛魔王"反钻进"孙悟空"肚子里的历史神话剧。当然，我并不是说，在儒学与统治阶层"缔结姻缘"的过程中，统治者就一点也不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不受一点调教、柔化和节制，我们在历史上许多所谓明君贤相的言论中都能看到儒学思想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是非本质的和很有限的。因为君王也在既定的历史现实中生活，他离不开他的暴力立身之本，他有他的"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的"天下为私"的不可逾越的"底线"。他们对儒学，自然的是利用多，而用来自律少。
然而，毕竟，儒家学说以静态的方式守成的特点太明显。而且，它只形式地吻合于弱肉强食的暴力竞争过程的特定的间歇的阶段，而不合乎其全过程；合乎其表面现象，而不合乎其运作实态。所以，当中国社会又要以弱肉强食的方式进行新的角逐时，这一袭"袈裟"或"霓裳羽衣"，就会被"武士"们委弃一边，甚至践踏得支离破碎、污迹斑斑。也因此，道、墨、甚至法家诸家，虽然没有过象儒家这样的尊荣显贵，但在中国历史上，它们也没有遭遇过象"孔家店"那样的被多次捣毁的厄运的。那么，回到我们的课题上来，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价儒家关于道德人格方面的学说呢？
我们先不谈以后那些变异的儒学，首先看看先秦儒学。孔子、孟子、荀子等以大量的篇幅，给我们描述了他们所倡导的"君子"、"大丈夫"、"圣人"、"圣王"这样一些愈益高尚超拔的理想人格。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以"仁义"为最高诉求，这确实是令人景仰的人格范式。问题在于，这样的理想人格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没有普遍生成、成长、维系的土壤的。用我们今天常用的词汇来说，就是带有显而易见的乌托邦色彩的。这一点和先秦儒学的整个社会理想图式的色彩是一样的。以"仁义"为最高诉求的人格载体，和以"家天下"为"底线"的现实政治构造，是不可能不发生冲突的。这一点，韩非子看得是很清楚的。他在《八说》中先例举了这样一些观点："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私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才，行惠取众谓之得民"。而后，他对之予以了严厉地批判："不弃者，吏有奸也；仁人者，公财损也；君子者，民难使也；有行者，法制毁也；有侠者，官职旷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刚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誉，人主之大败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毁，人主之公利也。"（5）
面对如此尖锐的冲突，儒学将作何种抉择呢？妥协吗？这是不符合孔孟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6）、"舍生而取义者也"（7）的主张的。但如不妥协，难道能在悬剑之下长期存身吗？我们并不怀疑，会有一些舍生取义的志士仁人在危局中也保持他们的高风亮节的人格境界，但我们却不能承认，这样社会环境，能够大批塑造和生存这样的理想人格。所以，就连孔子都为自己留了后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8）。孟子也说：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9）。孔孟的儒家人格规范，与他们的理想社会模式一样，也遭到了他们的后继者的精心调整，向现实权力进行了妥协、联姻。
现在，让我们把视野打得更加开阔些，去看看我国的自然经济社会，为社会的全体成员，提供了一个怎样的现实人格生存环境。
首先，首领、管理者与社会大多数成员这一对关系，即所谓的君臣、君民关系，是完全靠暴力维持着的本末倒置的关系。这一关系无可置疑地向全社会要求着奴性人格、也只允许着奴性人格。这是一个发端点；是一串连锁反应的至关重要的第一个环节；是癌细胞扩散的原病灶。
其二，这一关系为了巩固、伸展、扩张、贯彻自己，便把自己的那套"原则"向人际、人伦关系的其他个各领域渗透，使原本很自然的人伦、亲情关系，如父子、夫妇、长幼等关系，都带上了强制性色彩，使之凝固化、等级化、形式化。亲情因此变味，亲情关系异化成君臣、君民桎梏关系的延伸。也就染上了虚伪、丑恶、威压、甚至残忍的色彩。上演了许多娱亲、大孝、节烈的丑剧、闹剧、和悲剧。
其三，凭暴力立身、而不受监督的任何统治权利，总会吸引一大批热衷功名利禄的官僚政客和文人。皇权的天下为私，本已明白如昼；皇权的荣华富贵，仍令人心动神摇。官僚政客文人们牺牲了清高、自尊与逍遥，前来曲意逢迎，其大多数人若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和借势牟利，所为何来？儒家要"入世"，这就是它的现实生存环境。于是儒家只能悄悄地在骨子里变质，抛弃部分宗旨以能够依附皇权，求得生存。而原来的那一套"仁义至上"的学说相当部分就成了漂亮的空壳。虚饰、伪善作为儒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就由此而生。儒林官场中的奴颜婢膝、假仁假义、沽名钓誉、假公济私、贪赃枉法等等的乌烟瘴气、丑态百出，充斥了史籍。如果说孔孟之道播下的是龙种，那么，收获的确实有大量的跳蚤。因为这块土壤适合于跳蚤繁衍、滋长。不愿同流合污者，或只能临水长啸"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10）或只能捻须自嘲"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11）再便是也加入道家似的自我放逐之列，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12）间或也会出现几条长着反骨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13）的小龙，但如不能生逢其时，则难免要"昙花一现"。不被天威翦灭，也被跳蚤咬死。所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实为常态。
其四，仍然是为了社会统治机构的单一和稳固、防止体系外力量的干扰和冲击，扶本抑末的重农抑商政策是基本不变的。因为民间商业会造成人口流动、会使民众"奸猾难使"、还会使民间的一部分人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而经济实力是会转化为其他形式的实力的，这是一个会让统治者感到不安的隐患。但"抑商"的稳定，是以极大地延缓社会的进步为代价的。然而商业会带来财富，统治者也不会傻到自己放弃它，办法就是"官营商业"，这也可称之为一种"国营经济"吧，他们却只对此情有独钟--尽管常常搞得低效与腐败到不堪收拾。
其五，痼疾还延伸、演化为对科技、发明的漠视、轻蔑、甚至贬斥。认为它与诱导文化人效忠权力的仕途导向无关。常被士大夫们斥为雕虫小技、奇技淫巧。或者能进贡皇上，逗个龙颜大悦，便已是修成正果，不算枉费心机了。使四大发明也落得个墙内开花墙外香、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命运。至于后来的吃洋枪洋炮的苦头，也算是一种"出口转内销"吧。
其六，这一痼疾的一次大爆发便在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声光电讯，不得不买帐、不得不正视的时候，统治集团首先担惊受怕的问题是会不会造成固有秩序的混乱，故而大声疾呼"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不得不搞"洋务"时，仍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大有步步为营地坚守"计划经济"、不使"失控"的架势，束缚了多少志士仁人奋起图强的手脚。中日竞争中中国的连连败北，便是其直接导致的严重后果。
中国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就是长期处在这样的连锁反应造成的多环节的压抑环境中，我们怎么能够期待它会批量地催生、滋养、生存健康开朗、活跃进取、胸怀博大、自尊尊人、自信信人的美好人格呢？它经常在做的其实正是要窒息、翦灭这样的人格的。
那么，究竟以什么标准去确定一种社会地基上的既现实而又可能的最高人格形态呢？进一步具体地说，在我国自然经济的社会地基上，这一形态又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对于前一个问题，笔者觉得最起码的指标应该有两项：其一是亲和力的大小；其二，是前瞻性的远近。具体说其一，就是这一人格形态，对于同一时代的人们，是否具有最大范围的感召力，和心灵的沟通性。这当然包括要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渴望，共鸣于他们的情感和思想，但不能理解为小恩小惠式，或酒肉朋友式，那是不会有大范围的感召力的。具体说其二，就是这一人格形态，在多大程度上能让人们感受到一种希望之光，吸引人们去憧憬、去奔赴未来之路。在这一指向上，他能够不避艰险、不计代价，表现出超凡的坚韧和智慧，尤其执着于关系着社会大多数成员利益的大仁大义。至于第二个问题所指的，笔者认为应该是为我国大地上最大多数苍生的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发展商业、繁荣经济而竭尽所能地努力，或者是为维护社会正义、挑战邪恶势力而努力奋斗的人格。这种努力的程度应该达到，当这个社会的势态或王朝的状况已经不可救药地使民生凋敝、奸邪横行时，不是"无道则隐"，或"乘桴浮于海"，或"独善其身"，而是敢于"揭竿而起，替天行道"，"敢教日月换新天"。应该说，在我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中，这样的人格的具有者，虽然不可能大量地产生，但也还是有的。当然，这样的人格如果没有被从生理上消灭，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或多长时间中抵抗住强大恶劣环境的同化力，仍然是一个不能简单回答的严峻问题。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样的人格风范，仅有孔孟之道的缺乏钙质的思想营养，是绝对滋养不出来的，更不是这个农业社会自身所愿意去塑造出来的。

三、关于市场经济及其人格形态

市场经济这一社会制度引进我国以后，除了它所必然要激起的巨大变化外，还引起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为我国广大民众所始料不及。其大概所指，我们在文章开始已有所提及。这已必然地引起了我国各界人士的思考。其中有多少是切中肯綮的，有多少属于误解，看来不得不略作辨析。造成"冤案"事小，干扰我们自己的抉择和取舍，危害则大。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新石器的使用使生产力提高，使剩余产品得以出现，也就使人类群体的首领、管理者的专业化、专职化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带有上、下层意味的分工。现在我们还要指出，另一种同一层面上的分工，即不同生产部门间的分工也随之渐渐出现了。其实，即使在原来农民以个体形式从事的农业劳动中，就已经包含着不同的劳动内容，如工具的制造、衣物的织造、畜力的培育、器皿的烧制、甚至金属的冶炼等等。当农业的粮食类剩余产品越来越多，便使越来越多的劳动业务内容，有可能由专门的人来从事，成为新的分工种类。例如金属的冶炼和工具的制造，就是最先出现的分工之一。这些分工造成的专业化无疑会迅速地促进生产技术的精良和效能，从而反过来，又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剩余产品的量有更大的增长。
分工的种类又会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逐渐横向扩展出去，成为许多独立的分工门类，与农业产品形成了平等的交换关系。不过，不同分工种类间交换贸易关系的形成，与市场经济的机制的形成，其间还有一个量的递进过程。因为市场经济机制中还有一个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便是竞争。这一因素的启动，不但有待于分工门类的增加，还有待于各个行业中从事的人口，精确地说是从事的利益个体单位的增加。竞争便会启动在这些个利益个体单位之间--为了取得更多的订货，以获取更大的收益。这样，市场经济的机制便可以说基本形成了。而竞争，便成为了一种特效的催化剂和强有力的加速器，促使生产力飞速发展。
从劳动者个人看，这种生产方式向他的能力、活力、智力、创新意识、信用人格，提出了极限性的挑战；而从社会环境看，这种生产方式向社会的公平、公正、秩序和效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自然经济所遗留下来的那一套旧的社会秩序和人格规范，不作大规模的调整，当然是行不通的。
当我们进一步来观察社会环境时，就会看到，随着社会分工、交换、竞争发展的进程，一个巨大的戏剧性的社会环境变化已经同步发生了。分工、交换、竞争的发展，并没有使社会更松散，而是使社会不但在内在联系上密切、频繁，而且在空间布局上也空前的集中起来。个体农民般的那种散在、散漫、孤立、无力的状态，大大地改变了。这种源于社会最基本的经济活动而造成的社会环境变动，规模当然是十分巨大的，许多工商业活动频繁的集市点、居住点、市镇形成、繁盛起来，直接造成了社会上、下层力量对比的逆反关系。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的统治力量君主、王权的力量，在凝聚起来、强大起来的社会下层力量面前，相对地大大削弱了。这种新的力量对比，必然要造成一系列社会变动，建构起新的社会格局，建立起新的力量平衡。在十七世纪英国克伦威尔"铁军"的强大战斗力中，在十八世纪法国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狱的一举成功的暴动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社会新群体的巨大而深厚的力量。新的社会力量格局终于通过一系列的变动完成、完善起来了。人类群体对自己的首领、管理者的选举权，终于又回到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手中。这一还权于民的最有趣、最典型的渐进形态，出现在英国从十九世纪30年代到二十世纪60年代对选举权法的五次修改中。这样，便从根本上保证了社会政策、法规、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不会游离多数人的认同性，从而也就为社会的公平、公正、秩序以及效率的实现，理顺了机制。
经济领域竞争的优胜劣败，最终也是由广大民众的投票结果决定的，只不过这个"民众"在这里是以消费者的面目出现，这张"选票"是以钞票的形式出现的罢了。消费者完全自由地选择了你的产品，就是对你的勤奋、智慧、敏锐、创造力的肯定和客观上的鼓励。这无疑也是一种意义上的平等和公正，但这一平等和公正，是必须要有某些社会环境方面的平等和公正作前提，才能实现出来的，那就是在从生产到流通的各个社会管理环节中待遇的平等、条件的公正。而这，却是由社会管理机构决定的。
另外，自由竞争从逻辑上来说，将会导致垄断，而垄断有可能剥夺、限制"民众"（消费者）的自由"投票"（选购）权。是否能公正的处理、瓦解垄断，这也是由社会管理机构决定的。还有，在西方曾经一度非常尖锐的劳资矛盾，也是要社会管理机构去进行调整的。而社会管理机构是否公正，其判断权现在已经回到了民众的手中，民众可以通过和平的投票手段，来判断和选择领袖及社会管理机构。这后一点便和农业自然经济社会有了根本的不同。社会的公正，就这样沿着理顺的血脉在各个环节间因果循环了。
我们来看一看，一个公民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是怎样谋求自己的和这个世界的协调--也即生存和发展的。
首先，人要生存，便不得不和自然界打交道，付出劳动，从自然界取得生活资料。但人的劳动和动物不同，它是以高水准的社会群体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人在向自然讨生活前，他必须确认自己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特别是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有幸的是，他所处的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及其相关配套制度基本确立的社会。这个社会已经基本扭转了自然经济社会时期群体和它的首领、管理者的由公仆异化为主宰者的关系倒置的状态。他的利益、权力、和命运，已基本上不会受到一种强大的、威压的、难以理喻的力量的剥夺和控制。他当然也有必须遵循和服从的法则和制度，但这些法则和制度都是以这个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的必要性为依据，而制定出来的，从而也是与他自己的权益休戚相关的。
其二，市场经济时代的生产是分工进行的。他必须选择自己要进入的分工领域。这种选择当然会受制于一些先决条件，例如前辈人所留下的基础等等，但他依据于自己的决心、兴趣、和能力，也还是有相当的抉择自由度的。而这一选择的结果，或者叫得失回报，也是由他自己来承担的。他的幸福和成功实现与否，直接与他的智慧、勤勉、创新、甚至冒险精神的具备与否因果关联着。这其间存在着良性的激励机制，应该是明显的。
其三，因为是分工社会，所以，他与不同行业的合作和交换，以及与同行的共处和竞争，都是不可避免的。这里，文明、礼节、公德和信誉，都是他被要求具备的基本品格。上述交换当然也包括他和消费者群之间的交换。他越是企求获得大的成功，便越是要对这些基本品格做谨小慎微并持之以恒的严守。这些基本品格的具备程度，和他的生活的幸福及事业的成功是呈正比例关系的。这种正比例的关系，也成为全社会的文明、礼节、公德和信誉得以恒久维系的潜在的稳固支柱。而且，还不仅如此，除了有潜在的支柱，还有显在的保障，那便是相关的制度和不可逾越的法律的保障。
其四，因为竞争，他对于科技和人才，是求之若渴。而反垄断法的存在，也防止了良性竞争渐渐凝固、变味，甚至演变为封杀创新的恶性竞争。参差不齐的人性中难免会伺机露头的缺点，被有关制度封堵在萌芽状态。这样，不断更新的科技和辈出的人才，就始终会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推动生产力的进步。
其五，如果他是一个雇主，那么，为了他的企业的效率和社会形象，他会努力去协调劳资之间的关系。他的事业还需要大环境的安定，为此，他也会付出代价去配合政府这方面的工作。况且社会弱势群体还有他们的合法的自己利益的自卫组织，有相应的社会保护条例。是不可轻视的力量。欧洲近现代历史上的著名的巴黎公社运动，就是对这种关系失衡会导致何等严重后果的惊人演绎和有力警告。当然，欧洲近现代社会终于自我调整过来，渐渐进入稳定快速地发展状态了。这说明了以市场经济及其相关制度配合起来的体制，在基本构造上还是没有"器质性病变"的，还是具有逻辑自洽性的，还是有可塑性和生命力的,还是可以理喻的。
其六，如果他有志于进入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那也无何不可。因为这一领域也已不再是为少数人独占的领域，而只不过是社会分工的一种。他和任何一个成年公民一样，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他选择这个领域同样是必须非常慎重和有自知之明的，因为这里同样有激烈的竞争，当然，也同样是为法律保障的基本良性的竞争。这个竞争还需要另一种性质的能力和资本--他的智慧，他的政治专业知识，他对于人心、社会、历史的洞悉，他的敏捷、坚毅、决断力，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人际亲和力、语言表达能力，他对于人类生活的前瞻性的思想和形象以及他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高度的平衡能力，甚至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严谨检点的私生活形象，等等。总之，他的能力和人格境界越高，他就越能够取得成功，所以，他应该尽量地没有任何限制地发展它们，而不必疑惧、自缚，因为他上面已经没有那些拥有不容挑战的独占地位的"武大郎"。如果说中国先秦儒学中的君子、圣人应"仁义至上"、"大仁大义"的人格规范还有一定的继承价值的话，在这个社会地基上，才是可能实现的和得到鼓励的，而不至于流于空泛、虚伪，或是成为促成悲剧和坎坷命运的因素。
其七，他也会以更平等、亲切、自然的态度进入他的家庭、亲族的人伦关系领域。因为人伦关系中的幸福感本来就是由这种相互间的自然、轻松、节制、平等、理解、真挚、倾心、协调来达成的。摆脱了那种由上而下的居心叵测的力量强行渗透进来的在人伦关系中的威压、控制的因素，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个社会体制中的人伦道德会不比自然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也已经为各种配套的经济、文化、法律制度所保障。况且，我们对于这种制度下人们之间的人伦关系状态的经验性观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其八，他对于自己的生活和人生选择什么消费方式，是淡泊节制，还是纵情享受，再或是在自己人生和事业的不同阶段，他交替地选择这两种方式--只要在他自己的能力和社会的法度允许的范围内，他有完全的自由，也都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我以为，在社会为人的才能的充分施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高效的科技手段的时代，恐怕是那些对生活和人生的质量和容量有更大更高要求的人，才会更勤奋更投入的劳动、创造，以贡献于社会。所以，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宜简单地沿用自然经济社会中的"节俭"与否、"淡泊"与否、"清心寡欲"与否，来判断一个现代人的人格高下；不宜简单地肯定所谓的"安贫乐道"、"重义轻利"、"以公灭私"、"无欲则刚"；更不应去相信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迂话和昏话。这些话，有的是基于落后贫瘠的农业社会生产力这一现实，明智的人们为了较为安然、较为安心的生存于世，而为自己总结的生活信念和行动准则；有的却是出于统治者居心叵测的张扬，其客观效果，不过是帮助君王压缩人们本已可怜的生存欲求，而无助于抑制统治者自身的穷奢极欲，甚至反而有为之铺垫更厚的基础的作用的。如此而已。
现在，让我们对上面的阐述作一个引伸。可以说，在市场经济及其相关配合制度构成的社会条件下，公民们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其实也就是他们的人格得以形成、成长、维系的环境。虽然我们描述得较为粗糙、概略、简单了一些，但这一社会环境对于人格的优化、美化及其不断地升华，有着大致理顺了的顺向的推动机制和激励作用，则应该是一目了然的。

四、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人格美的塑造

市场经济并不具有使社会的道德、人格大规模退化的机理，我们上面已经作了一些原理上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回顾一下史实。当生产力的发展终于渐渐为欧洲催生出一个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冲破中世纪的千年腐朽和黑暗，给人类文明推出的是一个灿烂的"文艺复兴"运动。其实"复兴"只是一种假托，实际上那是一次空前的人类文明的壮丽日出。在威尼斯商船频繁穿巡于地中海之际，意大利的、以及欧洲的艺术家们的杰作，渐渐地规模愈益盛大地象朝霞一样展现在人类文明的地平线，而一批数量可观的思想、文化、艺术的巨人，也一个个地从大地上挺身而起，终于把蒙昧的时代驱赶向历史的深处。应该说市场经济给欧洲带来的是一个人类精神空前升华的时代。
比起支离破碎的中世纪欧洲，今天的中国要统一、稳定得多了。但市场经济给我们这个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大国"在精神领域里带来的却是一场人格与道德"滑坡"的空前危机。人们也许会说，原因可能是我们搞市场经济时间还不太长的关系。确实，比起欧洲，我们的时间是还不长。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市场经济的有关配套制度的最初确立，至少用了两百多年时间。但人家是在那里从无到有地摸索，自然用的时间会长得多。我们作为后来者，有着前车之鉴，变革的效率和步伐理应快得多，付出的"代价"也应该少得多。然而，应该管应该，但实际上我们的情况却不容乐观，道德与人格"滑坡"者群的成员分布，涉及层次之高、面积之广，近年来简直是愈演愈烈。我们可以看一看一份关于全国查处（包括受党纪行政处分和刑事处分）的贪官的级别和数量的变化的统计资料：1993年厅局级69人、省部级3人；1994年厅局级87人、省部级5人；1995年厅局级429人、省部级24人；1996年厅局级490人、省部级13人；1997年上半年厅局级598人、省部级33人。（14）看来，盲目等待时间来"变魔术"，不是办法，必须认真比较和分析其原因。
有一点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即：欧洲的市场经济及其有关配套的社会制度的确立，是一个由下而上的--由在经济力量上渐渐强大起来的民间力量推动的过程。在我国却不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却是由上而下--由强大而统一的国家政权，在未经耕耘改造的"社会土壤"上，于一瞬之间从异乡"移植"过来的。因为是由国家政权在操作，所以，一出手就规模甚大、覆盖面甚广。但由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过程，而不象欧洲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然过程，我国的行动就是一种实验性行为，成功与否、效果大小，都是有很大的变数的。它取决于我们对规律和要素掌握的是否深刻和全面，取决于我们的决心和决断。如果掉以轻心，"移植"之物"水土不服"而亡，甚至还造成大规模"污染"，也并非不可能之事。这已经不是没有端倪可见的推测。
我们不应忘记的是，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引进市场经济。我们看中的不正是它的活力--它那生机勃勃的推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活力吗？但这活力又来自哪里呢？不正是来源于竞争吗？正是为了在竞争中的取胜，人们才会战胜惰性，开掘、释放出自己最大的潜能，才会一扫计划经济的刻板、迟钝、萎靡之气。应该说，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这一效应，即看到了引进市场经济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活跃甚至激变，其内在的重要机制之一，可以说正是竞争。然而，几乎与这一过程同步，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社会现象象开闸后倾泄而出的污水一样泛滥于社会。假货泛滥、粗制滥造、以次充好、坑蒙拐骗、不讲信用、贿赂成风、甚至还有丧心病狂到以有害物质毒害消费者的。道德、人格的堕落，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问题的严重还远远不局限在商业领域中。这时人们才进一步注意到了，仅仅是无任何界定的竞争，是不行的。其实，我国历史上并不缺乏那样的"竞争"--不择手段、不讲章法、勾心斗角、阴谋诡计、比黑厚、比无耻、比毒辣，等等。这样的竞争，贻害社会、贻害历史，何益之有呢？！而我们要引进市场经济的机制，更精确地说，看中的其实是它的积极的有助于激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良性竞争。
良性竞争是需要前提的，那就是社会的公正和公平，而这不是几句"假大空"的语言能够解决问题的，它需要一系列周详、切实的社会制度和干部制度来保障。欧洲的市场经济已经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解决了这个配套的社会制度问题，而我们却似乎还未见实质性的动作。我们的管理制度基本上与计划经济时期区别不大。它们的基本特征是凌驾于社会之上，既凌驾于市场经济的从事者之上，也凌驾于一般社会成员之上。对它们进行有效批评的渠道，常常是不易沟通的。而这一问题的严峻性一开始还是并不明显的，它是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进程而日益为人们所注目，终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突显出来。
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历史上看，我们的基本干部队伍可以说是从近百年挽救民族危亡斗争的大背景中锤炼出来的。后来的国家行政结构，虽说是以当时相对最为严密的、有相当逻辑自洽性的社会学说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但仍然遗留有相当程度的自然经济的印痕。可以说，这一系列行政管理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内显现出来的勃勃生机和有效性，并不来自于它本身的成熟和完美，而是源于充实于其中的干部队伍的人品、人格，和坚定的思想信仰。当然，也来自从百多年来的民族危机中摆脱出来的我国人民的拥戴和配合。
但我们民族变革图强、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实在是过于坎坷了。建国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发动了那么多次的政治运动、进行了那么多次对"封资修"的思想批判、肃整了那么多的干部和群众，经济建设也有许多重大的失误。这一切，可以说极大地伤了自己的元气，也极大地损毁了我们的信仰赖以立足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大部分思想资源，在社会上造成普遍的沮丧、失落、信仰动摇，是难以避免的。而在这样的思想和心理氛围里，公德、道德、人品、人格、人生观、趣味的疲软和大幅度回落，是可以预料的。至于这些会以多大的鲜明性外化于社会，那不过是要看外界会提供怎样的机缘这样一个偶然性的问题罢了。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引进了市场经济的机制。
应该说，活跃、敏锐、开拓、进取、无孔不入、钻天觅缝、针头削铁、见机行事，等等这些原本是市场经济优点的秉性，反而在我国表现出极大的破坏性，使我们体制上和精神世界中的弊端疏漏，那么鲜明的外化出来，令我们自己都惊讶。让人不禁想到"橘生淮北而为枳"的古语。干部队伍中竟然有人可能搞成这么大的腐败，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竟然能这么轻而易举地实行，这不能不使我们惊醒--原来我们的制度还是那么的不成熟、不严密、不完善。而这，是完全不能怪到市场经济头上的，因为从历史来看，这并不是它正常生长的环境。况且，对不能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上搏击竞争的竞技者，无论胜还是负，都会使他心理窝囊、尊严受挫，难以体会到高层次成功喜悦、或出师未捷的悲壮。我们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的"一个想挣钱又想讲良知的小老板"的信中，看到了这一心态的典型表现。（15）
平心而论，笔者并不倾向于认为，那些犯了贪污、腐败错误或罪行的干部官员们在人品、人格、信仰等等方面，原来就比一般普通人水准低。其实，仅就人品、人格、信仰的颓败而言，这实在是现在很普遍存在于一般人中的现实。问题就在于干部官员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他在权力结构中的"有利"位置，使他受到远比一般人强大的诱惑，而以上对下、以寡对众的低效空疏的监督体制也不构成多大的威慑力。套用弗洛伊德的概念说，当"自我"一旦变质，只要"超我"稍一松懈，充满原始欲念的"本我"就会呼啸而出，要求满足自己了。但我们并不是在为犯下腐败错误和罪行的官员辩护。他们身居高位，犯下罪错，会对社会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使市场经济的积极效应，大打折扣；使本已下滑的社会风气，变本加厉--他们原本应该是阻止这种下滑的最有力的屏障，却反而成为了推动这种下滑的最大的泥石流。他们应该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果和国外的官员进行比较，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官员在信仰未崩坏前，要比国外官员可靠；而在信仰崩坏之后，就会相反了。这并不是我们的优点，而正是我们的缺点。因为信仰是一个变数太大太个人的因素，而国外官员的相对可靠，更多地是由有效的监督机制来保障的。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信仰是远比我们多元化的，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官员以大体稳定持久的公平、公正的行为，构筑起发展市场经济所必要的社会秩序，这显示了配套的社会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的作用。而只要现实生活中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能够实现，那么，它的扭曲形态所造成的劣化社会环境就会改变。其机理正是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16）我们民族面临的道德、人格大滑坡的危象就会得到扭转，从而也就会为促使塑造我们民族人格美的重大努力变得卓有成效，提供一个转折性的因素。
简而言之，笔者的观点是：不仅要毁弃旧的河道，而且要尽快地开通和不断修缮完备新的河道，才可能结束混水泛滥的状态。要回答在我国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塑造人格美这个问题，恐怕最基本的回答首先应该是：要以配套制度保证使这个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这当然不能说是问题的全部，但却是基础性和战略性的。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讨论了半天，并没有解答"如何塑造"这一问题。笔者的想法是：恐怕不宜将"如何"一词的内涵只作技术或战术的理解。在文学批评中，常常可以见到这样一种意见表述："功夫在诗外"--我们是否能够断言这样的看法就一定不中肯呢？

注释：
（1）《楚辞·卜居》
（2）《论语·雍也》
（3）《论语·公冶长》
（4）《孟子·尽心下》
（5）《韩非子·八说》
（6）《论语·卫灵公》
（7）《孟子·告子章上》
（8）《论语·秦伯》
（9）《孟子·尽心章上》
（10）李白：《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11）杜甫：《旅夜抒怀》。
（12）陶渊明：《饮酒》之五。
（13）王勃：《滕王阁序》。
（14）资料载《广东支部生活》1998年第11期。
（15）见《中国青年》杂志1997年第7期《想生存发展就要把自己变得丑恶些吗？--一个小老板致<中国青年>的信》
（16）朱熹：《观书有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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