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ther Or Not Animal Is Forever Passive And Incompetent Before Nature
--On a representative view of animal of Mr. Jiang Kongyang
and the school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Abstract: As chief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ol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in China, Mr. Jiang Kongyang has listed and discussed var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animal and human being in “essential power”. This thesis selects one of this many differences to carry out multilevel analysis in line with science and fact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school of practical aesthetics has deviated so far from science and facts that it is in badly need of adjustment and renewal.
Key words: passiveness, activeness, life impulse, initiative, evolution 

  提要：作为我国实践派美学的主要代表，蒋孔阳先生列述过动物和人的“本质力量”的种种不同。本文通过选取其中之一，对照科学和事实，进行多层次的分析，指出实践派美学的理论基础已经离科学和事实太远，急需调整和更新。

关键词：被动、主动、生命冲动、能动、进化

   我国美学界的实践派美学家们是比较热衷于在他们的论著和论文中，谈论动物的种种属性的。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他们想要通过对动物的属性的种种界定，把人的种种本质属性，或者叫“本质力量”给衬托、或者更明确地说是给反衬出来。遗憾的是，这些学者们偏偏和自然科学是比较脱节的。当自然科学的实证性研究已经能够提供许多新的思考素材时，他们却仍然习惯性地对之置若罔闻。让那些立足于已经是相当陈旧的基础上的学说，仍然在学术会议、报章期刊、讲堂、甚至招生简章上，大行其道。由于蒋孔阳先生曾是我国美学界至今仍占有主要地位的实践美学派的主要代表，而且这一学派现在仍然拥有一个人数不少、学术地位不低的学者群体。本文想就蒋孔阳先生的动物观，结合科学事实，作一管窥。

  在《美的规律与文艺创作》一文中，蒋孔阳先生谈到了动物在自然面前的被动与无能。他写道：

……动物只能适应自然对它的选择，受到自然对它的淘汰。它在自然面前，永远处于被动的无能的状态。1

  在《论美与劳动》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对于动物来说……它只能根据“物竞天择”的原则，去适应环境对它的选择，听任自然的淘汰。反过来，它自己却不能有任何的选择。2

  这里，我们看到了蒋孔阳先生对动物生命活动主动性的完全否定的观点。在实践派美学的代表人物中，这种观点是具有典型性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传播甚广，至今仍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美学界、甚至更广大的领域内的研究、教学进程。我们几乎随意打开一本大学美学教材，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杨辛、甘霖合著的《美学原理新编》。这本大学教材1996年初版，后经多次修改，在2000年进行了第8次印刷。它就始终毫不含糊地认定：“动物只能适应自然，人不仅适应自然，而且能改造自然”；3“……人在实践中不是自然的奴隶，人在愈来愈多的领域成为自然的主宰，取得愈来愈多的自由，而动物活动则是被动地适应自然”；4“动物只是适应自然，而不能创造”，5等等。还有一本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朱立元先生主编的《美学》。这是一本2001年初版，2003年有了第7次印刷的、被冠名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大学教材。这本书也毫不含糊地把动物作为鲜明的对比而突出着人。书中写道：“人不同于动物的独特本质就在于，他不是消极被动地、从属性地去适应自然的既定性质和条件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把自在的自然变成自己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自己‘无机的身体’。”6可以说，在各类的美学讲义和教材中，这一类似的界定是被普遍采用的。

  从实践派美学理论的整个系统来看，蒋孔阳等实践派美学的诸位大家们，对动物的属性作出“只能适应”、“永远”是“被动的无能的”这样的界定，是不奇怪的。因为这样的界定，和实践派美学对于美的根本命题，才是契合的。蒋孔阳先生对于美的定义是：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李泽厚先生对于美的定义是：美是自然的人化。这两种提法虽然略有不同，但大抵的含义是相近的，即都强调，人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实践，把人类的本质属性在客观外部世界中现象化地再现出来。所谓美，正是这样创造出来的。要能这样创造，当然首先不能不依据的是人对于客观世界的主动精神、以及随后必须相配的实现这种精神的能力。从这一角度来看，如果不否定动物在这一指向上的主动性及相关的能力，那么，实践派美学家们所划定的为人类所独享的美的神圣领地，就有了被动物们染指、侵入的“危险”。造成的“麻烦”，将是实践派美学理论系统的“伤筋动骨”，决非轻而易举可以收拾。因此，否定动物在面对自然时的主动性能动性及其相应的能力，既是保卫实践派美学理论系统周沿性的必要“护栏”，又是实践派美学捧托出、并支撑起自己关于美的核心命题的必要铺垫。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太奇怪，以蒋孔阳先生为突出代表的实践派美学家们，为什么都相当默契地保持着理论口径的一致，置大量的科学成果和事实于不顾，否定着动物在生存、适应于大自然中时，所表现出的主动性、能动性，以及相当出色的能力了。

  理论系统的周延、完整，固然是十分紧要的事，值得学者们去精心维护，但也不能仅仅靠一厢情愿。它最终仍然不能回避科学和事实的检验。这种检验有时是相当严峻的，常常对一些学者的敝帚自珍的心态，取几乎视而不见、不屑一顾的“冷酷”态度。但这就是当下美学界、特别是实践派美学必须直面的事实。实践派美学的代表及其传人们如果尊重“实践”本意，自然是不应该回避“实践检验”、拒绝“与时俱进”的。回到本文的议题中来，我们不得不说，蒋孔阳先生及实践派美学家们关于动物在自然面前“永远”是“被动的无能的”的判断，是缺乏科学与事实的支撑的，是不正确的。见错不纠，就是贻误学术、贻误后学。故而笔者不揣冒昧，陈述拙见。

  无生命的物质正因为其无生命，对自己的存在状态是浑然不觉的，所以，它处于任何状态皆无自我感觉上的区别。有生命的物质就不同了。虽然这生命最初并不是由它自己造成的，而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物质一旦被赋予了生命，成为了生命物质，它的属性就产生了某种质变。生命体内进行的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物质运动的过程，生命力的存在有赖于这运动过程平衡的维系。生命体是决不可能对自己的内在平衡的维系与否掉以轻心的，因为这种平衡状态的维系与否，是直接以内在的感觉体验，“通报”给生命体的：不平衡就体验为痛苦的折磨、死亡的威胁；平衡就体验为舒适、轻松、快乐。获得了生命的生命体，真象是穿上了不能停息的“红舞鞋”，后有“追兵”——痛苦与死亡，前有“诱惑”——安适与希望。不到实在筋疲力尽，哪一个生命体愿意倒下，被痛苦与死亡吞噬？这一势态决定了生命体是不可能对自己的生存状态听之任之的，它必然会在自己的求生内驱力的作用下，将自己作为生命活体的活力，作最大可能的主动延展，以最大可能地延续自己作为生命体的存在。

  我们人类作为动物之一，对于另一类生命体——植物的内在平衡“感觉”的存在和状态，自然是大有质疑、难以沟通，但对植物在维系、发展、延续自己生命时，所体现出的主动性，也仍然是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的。发芽的种子在缺水的土壤里生根，不是水向根须接近，而是根须向有水的方向伸展。年轻的幼树在阴郁的密林里生长，不是太阳来寻找它倾注关爱，而是它竭力抽高枝干，以绿叶迎向阳光。劲松在悬崖上落户，并不是岩石主动将它夹住，而是它把根系深扎进石缝岩隙。植物使自己的种子形如小伞，让不解情意却无处不至的风，为它播撒后代。它使自己的种子带上小钩，借擦身而过的走兽的皮毛，落户新的家园。不管内在的机理如何，相对于完全被动的无生命界，植物这种极为有限的活体，所体现出的生命主动性，已令人叹为观止。

  至于动物，它们不能被动等待生命平衡被打乱的原因就更能为人类理解了。动物和植物不同。一颗植物的种子落地生根，只要有二氧化碳、水和一些无机离子便可生存。绿色植物体内拥有一系列的酶机器，可以把自然界的无机物转化成生命所必需的全部氨基酸、蛋白质、脂肪和糖。因此，植物可称之为“自养型生物”。动物就不同了，它们基本上只能从饮食中获得有机物，作为构筑自己生命体活组织所必需的有机“基砖”。但可饮可食之物，是不会自动送到动物的口中的，它们必须发挥极大的主动性去发现、去寻找、去捕捉，甚至必须去绞尽脑汁、或拼死搏杀。正如《生物进化论》所指出的：“……动物的进化方向是‘动’，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大多数动物都朝着能够活动的、摄食的方向前进，从而形成了生物界的最高级的机体结构。”7牛群羊群逐水草而走，豺狼虎豹为捕食而忙，这是它们因自我需要而主动出击，怎能武断地说它们只能“永远处于被动的无能的状态”？鱼群会季节性洄游江海，候鸟会因冷暖而万里迁徙，明明是它们在选择自然，又怎能简单地判定“它只能……去适应环境对它的选择，听任自然的淘汰。反过来，它自己却不能有任何选择”？可能有些人会说，动物那些是本能行为。我们说，本能行为，对于动物个体来说，是意味着它先天“本来就有的能力”，但对处于进化历程中的物种来说，仍然是有一个后天习得、巩固的发生学过程的。这是心理学中的常识性看法。况且，蒋孔阳先生已经看到了“物竞天择”的原则，却又认定动物是完全被动的，难道竞赛是可以在完全的“被动者”之间进行的吗？这在逻辑上都不能不说是自相抵牾的。

二

  其实，当最初的动物物种从生命物种中进化出来，就已经是生命物质具有主动性的确凿证明。如果我们不否认动物体在实际生存活动中的努力指向，是动物体相关结构进化的重要条件之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今天动物界之所以会进化出千千万万结构迥异、智能甚高的物种，正是在千百万年中，动物的主动活动，不断超越自己的原有生理结构的结果。（当然，严格地深究起来，这里又会牵出一个进化中的基因突变等微观机制的问题。但就本文所涉及的论题而言，这显然是一个过于奢侈的指向。就此打住。）如果没有这种动物的不断的自我超越，真的象蒋孔阳先生说的那样“自然把它生成怎样，它就永远是怎样”，8那么，今天就决不会有这么多的成千上万的动物物种。因为今天几乎任何一个稍稍高级的物种，它们的形态都不是大自然直接“捏成”的。生命起源的学说告诉我们，大自然所直接创造的生命物质只是一些大分子、蛋白质。如果按蒋孔阳先生的说法推理，那么这些生命物质就将永远保持在它们刚刚被大自然“合成”时的状态里了。这当然不合事实。今天我们面前呈现的成千上万的物种，可以说都是由当时那些简单的生命物质，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而产生出来的品种。所以，所谓“生成怎样，它就永远是怎样”，显然是不合事实的。

  蒋孔阳先生还不止一次地提到“适应”，常用的词组是“只能适应”，认定“适应”便是“被动”的明证。这其实是一种很粗糙的观察结论。我们已经看到，正是在这被认为简单的“适应”中，生命物质从针尖大小的大分子，发展出来了一个如此洋洋大观、拥有成千上万物种的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这样的“适应”也能以“被动”这一词一言以盖之，那么，所谓“主动”一词的内涵又是什么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选择动物进化史上的几个关键时期，看看这种适应的“被动”和“主动”。志留纪是距今4亿4千万年的地质时期，泥盆纪是距今4亿年的地质时期。我们看看在它们的交替时期产生的变化：

  志留纪与泥盆纪交替时形成了大量的高山，海面缩小，在原来的海洋位置上出现了不少半沙漠区域，气候变得干燥炎热，生物类群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纪生物的特点是动、植物开始脱离水生环境，向大陆发展，使陆地也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这是生物演化中的一个重要历程。……随着陆地植物的发展，也为陆生动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本纪中，鱼类增多了，有了肺鱼类和总鳍鱼类。它们不仅能用鳃呼吸，同时还能用膘呼吸。在干燥炎热的气候条件下，它们能从干涸的水塘用鳍爬到临近的一个水塘，就在这样生活过程中，逐渐从总鳍鱼类产生了最初的陆生脊椎动物——原始的两栖类（坚头类）。它们的胸、腹鳍演变成了四肢，由膘呼吸演变成了用肺呼吸，开始适应陆地生活。9

  在上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水生动物在“适应”陆生的过程中，是先以适应于水生环境的躯体结构进行“登陆”的。也就是说，在“登陆”过程中，它们发挥了自己躯体结构的最大潜能，先在实际行动上对自己的躯体结构实行了某种程度的超越。久而久之，这种超越，才转化成了生理结构上的自我超越，使这种新的适应“物化地”固定在身体中。在旧的适应和新的适应之间，动物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决不是所谓“自然把它生成怎样，它就永远是怎样”的。也许有人还会强调说，鱼类上陆，总还是由于环境的变化逼迫而成的，所以总还是摆脱不了“被动”两字。那么，我们就看看人类的祖先古猿。我们知道，古猿脱离森林，下地活动，对于它们进化成人类，是极为重要的一步。因为下地使它们慢慢前后肢分工、直立行走、学会使用工具、进而创造工具等等，终于发展成为现代人。可是，促使人类祖先离开森林下到地面的原因是什么呢？生物进化论告诉我们：

  ……“人”与“猿”之分，关键是古猿是否脱离森林生活。然而我们知道森林之中果实丰富，在树上攀缘生活更可以避免地面上野兽的侵害，如果没有不得已的原因，人类祖先一定不会脱离这种森林生活的。

  关于人类的祖先脱离森林生活下到地面上来的原因，地质学古人类学有种种说法。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说法是森林消灭了，人类的祖先不能不下到地面来。10

   很明显，人类祖先的上述改变中，也有被动的因素。但我们是否就能因此而完全否定其中有着极为可贵的“以变应变”的主动性、能动性成分呢？当然不能完全否定。那么，如果我们不想显得太偏袒人类和不公正，我们就不能否定，鱼类通过“登陆”而成为两栖类，所表现出来的主动性和能动性，是决不低于人类祖先的——如果我们不说是高于人类祖先的话。

  我们还可以把问题更深化一步。前面，我们还只是谈到当环境急剧变化时，动物的“以变应变”的适应方式，所表现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那么，当环境大抵不变时，是否适应就是一个完全静态的被动的过程呢？当然也不是。我们不妨还是先看看生物进化的事实。在远古地质时期的那些地质变动相对不太剧烈的阶段内，动物物种的进化进程仍然明显存在。为具体起见，我们举中生代的三迭纪为例。三迭纪距今约2亿2千5百万年，延续了约4千5百万年：

  本纪的特点是在前纪由于剧烈地造山运动形成了山脉以后，地壳变化比较平静。大部分地区都是沙漠性气候，炎热而干燥。因此生物的发展还是向着适应于干旱的环境进化。……在动物方面，坚头类绝灭，出现了原始的无尾两栖类。这时由两栖类形成的爬行类已经很多。同时在本纪末期出现了一些最初的龟鳖类和恐龙类。我国云南省发现的禄丰龙化石，就是一种比较原始的恐龙化石。另外，本纪还首次出现一些原始的哺乳动物，它们躯体很小，接近啮齿类。在我国山西和新疆发现了许多二齿兽类的化石，二齿兽类就是一种接近于哺乳类祖先的的爬行类。在我国云南省禄丰发现的卞氏兽和它们的近亲，是更接近于哺乳类祖先的爬行动物。11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地质上相对平静的三迭纪中出现了不少新动物物种。我们不应该忘记，新物种不可能凭空产生，它们都是从比它们更低等的物种进化而来的。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动物是必须适应自然环境的。既然环境变化不大，动物却仍然在进化，这就说明，适应不但是“以变应变”，而且还是“以变应不变”。而这，就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适应不是一个静态的、被动的、消极的过程，它是动态的、主动的、积极的在不断地向更高水准的适应状态上升的。


三

  进化进程的持续存在态，其实质就是动物适应形态、适应程度、适应水准的提高的正在进行态，这个道理应该是不难理解的。我们不妨来考察一下适应这个概念。如果说，它的下限是以死亡为界的不适应，那么它的上限在那一个高度上呢？我们似乎无法看到它的上限。今天的一个细菌、一只蟑螂和一个人，只要它们都活着，就可以说，它们都是对环境适应的。可是它们的适应在内涵上的差别又何其之大！

  无疑，其中人类的适应程度是最高的。可是，人类对自己已经达到的远高于许多动物的适应水准，满足了吗？远远没有。人类还在“贪得无厌”地向自然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以谋求更大范围的“人化”。那么，可想而知，那些在低得多的适应层次里的动物，也是不会满足于它们的适应水准的。一些对动物抱着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的人，会说我们的看法是纯属臆测。但我们却认为自己的看法是不囿于成见的、从不可无视的事实出发的科学推导。很难设想，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的动物物种努力提高自己的适应水准的内在冲动和实际努力，自然界最初合成的那些原始的生命物质，怎么可能进化成今天这样一个庞大的、物种众多的、甚至形态也相当辉煌的动物世界？当然，这种“内在冲动”在早期动物物种中，也许不会象今天的人类那样明确、强大，但却决不可能没有；也不应该因其不够明晰、不够强大，而将其忽略不计地等同于没有。就这一点，我曾经这样表述过自己的看法：“微小的量虽然可以无限地接近于零，然而一旦把它就等同于零，却会使哲学家犯根本性的错误。”12现在的情况是，这微小的量实际上已经发展到决不可以随便地视而不见的程度了。我们实际上正面对的是一列已经穿越万水千山的、而且还在不断加速的“进化列车”，但我们有些学者却打算否定它内部有发自自身的驱动力存在，这是不是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呢？（如果有人由此想到“终因论”，也是不难处理的。但相对于本文的论题，这又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延伸和游离。故而笔者就此打住。）

  同样的原理，如果换两个对比的对象，也许问题就会因放大而更清晰一些了。譬如说，在同一时期，存在着两个民族。其中一个落后的还处在铁犁老牛的农耕时代；一个先进的已经发展到了核能时代。如果从这两个民族都没有被大自然消灭来看，我们可以说它们都是适应于自己的环境的。现在，如果他们之间已经处于相互了解的状态，其中那个先进的当然不会希望自己回到铁犁老牛的时代，而其中那个落后的呢，它是不是会满足于自己的状态，而不想接近对方那样的核能时代呢？当然不会满足，当然会想接近，而且会想全力全速的接近。这很好理解。因为实际上我们正是这样一个民族的成员，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民族正是处于这样一个全力奋斗、企图接近先进文明的进程中。也就是我们正在力图达到一种更高水准的对自然的适应方式。

  这种看起来是全民族的趋向，它的深刻驱动力其实正在这个民族每一个成员的心里，在他们作为生命个体的自然本性中。我们只消略微反省一下自己的内心体验，便可触摸到其相通之点：我们是否对已经成为日常状态的生活常常不屑注意、不屑品评，甚至视为乏味？我们是否总是在追求着新的快乐、幸福？快乐和幸福的满足虽然也会带来暂时的间歇和平静，但是是否不久之后，总会有对更新更多快乐、幸福的欲求，在水涨船高地产生出来？看看那些曾长期生活在我们头上的位极人间的帝王，他们身上常常表现出来的那种不知餍足的欲望，其实也是人类本性、甚至也是任何生命体的内在本性的一个极端的，然而也相当真实的表现。这种欲望如果不是以要牺牲社会多数成员的利益来达成自己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是以推动社会整体福祉共同上升的内驱力的形态表现出来，那本是无可厚非的。过去我们视为剥削者腐朽趣味的奇装异服涂脂抹粉、视为有闲者百无聊赖的赏花玩鸟伺候宠物、视为寄生者穷奢极欲的对于长命百岁、长生不老的追求，现在都已经出现在普通青年人、休闲者、老年人的生活中了。并不是人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而是因为这些种需求，在消除了社会利害关系的结构性冲突的情况下，是可以为人们的内心普遍感到的。

  其实，如果我们带着这种内心体验，尝试着进入动物的内在感觉世界，可以推测，除了其丰富性与明晰度不及人类之外，这种内在感受发展上升的大致方向和规律，与人是不会有多大的质的不同的。当鸟兽们在为自己构筑一个自然界不曾为它们准备好的窝巢，当人们在为自己建造一座自然界不曾为他们准备好的摩天楼，这两者为了适应自然而体现出的主动性，没有本质的差别。差别仅仅表现在其发展、发达的程度上。而且这种发展和发达，还体现出一种承传关系。没有生命在动物阶段对这种主动性的坚持和发展，就不会有人类今天在主动性上体现出的发展和发达。而且，这种主动性还会推动动物界及其最高代表人类，去创造出更高层次的适应。例如，仅就居住而言，人类是否就以为摩天楼已经没有任何缺陷了呢？当然还远远不是。所以，这个更高层次，实际上是没有上限的。生命科学中的适应，就其更深刻的意义而言，指的是生命物质运动与非生命物质运动之间的一种动态的协调状态。关于这种协调，笔者曾经用这样的文句来表述：“终究，从最高的哲学意义上来说，只要世界上生命物质和非生命物质的差异存在着和发展着，在这两种物质之间协调关系的努力就永远不能停止。这种协调可能趋向越来越高的程度，但是永远不会达到彻底的‘无差别境界’。就象数学中那种可以无限接近但却永远达不到的极限。”而在这一过程中，“生命体和人类是这种协调努力的主动者”。13它们不能不是主动者——因为这种协调的存在与否，对非生命体来说，无关痛痒，而对生命体来说，却是关系重大：其下限是生死攸关、祸福相依；其上限则是不断再生、而且不断递增着的，无边无垠、品味不尽的生之欣喜和魅力。


结语

  那么，在目前研究的领域中，我们是不是打算取消“被动”这一词了呢？当然不是。在动物和人的行为中，被动也是客观地存在的。甚至这种被动藏的比主动还深，更准确地说，它恰恰就藏身在主动的背后。例如，动物和人都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主动出击，但它们的主动却是不得不主动的。因为生命在世界上的最初出现，都不是由它们自己决定的，而是由大自然鬼斧神工般的力量创造出来的。生命既然被创造出来了，那么，不维系生命活动的平衡，便会给生命体带来巨大的痛苦——这虽然只是我们上面说到的“下限”——但生命体之所以会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命而向自然主动出击，恐怕首要的动机，还是出于对沉入“下限”的恐惧，因而有极大的被动性一面。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是自己欲望的奴隶”，如果这里的“欲望”也包括生的欲望，那就不带有多少贬义，而是比较客观的描述了人（也包括动物）的行为的被动性一面。生命体最初并不是主动为自己招来生命的，那是由自然赐予的，或者叫被自然强加的；生命体也不是自己情愿面对死亡的，那也是被自然强迫使然，或者叫前一个被动的必然配对。如果说，前一个被动还是带有喜剧色彩的；那么后一个被动则是笼罩着不易消解的悲剧氛围的了。此外，还有一种被动存在着，那是作为前面所说的主动的对立物而存在的：从动物到人，既然体现出主动性的增加，那么，必然也就意味着有一种被动性的减少。但这两者间呈现的既是此消彼长的量化关系，又是在动物和人身上同时存在的共生关系。而象蒋孔阳先生所说的那种作为人和动物的断然区别的或则主动或则被动的界线，则是不科学的，也是实际上不存在的。

  蒋孔阳先生以及实践派美学的学者们关于人和动物的区别的论述很有一些。本文只谈了其一点。回顾前文，可以看到，笔者是主要从科学和事实的角度，进行评述的。笔者很清楚，对于有些学者，特别是对于实践派美学的一些学者们来说，仅仅从科学和事实的角度来进行评述，是很不能使他们感到满足的。他们可能会热烈地举证，他们的观点从经典作家们那里，能够获得如何强有力的支持。如果这样，笔者恐怕首先要提醒他们回顾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注意“本本”和“实践”的关系。其次，笔者感到，他们对经典作家们的论述，恐怕还是应该辨析得更细致一些。第三，笔者也说明一下，关于那方面的问题，限于本文篇幅，笔者是在另一篇专论里，对他们给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的。汪济生

12《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90、153页。

345 杨辛、甘霖：《美学原理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7、20、21页。

6 朱立元主编：《美学》（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93页。

7 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物进化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130页。

8《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190页。

91011 河北师范大学生物系：《生物进化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75年版，50~51、208、53页。

12 汪济生：《美感的结构与功能》，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7页。

13 汪济生：《系统进化论美学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314页。